□刘 静

母亲要搬家了，我帮她收拾东西时，突然看见了那个熟悉的出诊箱，棕色的外皮上印着一个红十字标志，背带已经断掉，只留着短短的两小截耷拉在箱侧，让箱子显得更加沧桑，早已不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

我打开箱子看着里面装得满满的药品及医疗用具，不禁好奇地问：“这个箱子烂成这样了，咋还不丢呢？”母亲走过来抚摸着箱子：“她跟我几十年，是我的‘老伙计’，舍不得丢！”于是我从母亲这里知道了这个出诊箱的故事。

母亲杨静梅，1967年从四川省万县（现重庆市万州市）卫校毕业，分配到开县岳溪卫生院工作。上班第一天，单位就给她发了这个出诊箱，母亲很喜欢，倍加珍惜，并把自己所有的医疗用品都整齐摆放进去，每天带着它治病救人，她俩形影不离，直到嫁给前来贵州支援“三线”建设的父亲后出诊箱才离开肩膀。

当年，母亲非常崇拜毛主席，经常激动的向我们讲述她和幺舅在北京天安门广场被毛主席接见的场景。为了响应毛主席“好人好马上三线”的号召，也为了家庭和爱情，1971年8月，母亲带着还不到一岁的哥哥和小姨，还有这个时常陪伴她的出诊箱，义无反顾的来到贵州六盘水，与父亲一起当“三线”建设者。

历经近五天的路途颠簸后终于到了水城。下火车后，与前来接她的父亲一起，拎着大包小包行李步行到父亲上班的水城煤矿设计院。一路行走，只见道路狭窄不平，风一吹过，灰尘扑个满面，就像一个到处疯跑的乡野丫头，脸脏得只能看见两只眼睛滴溜溜转着，终于在设计院安排的一小间“干打垒”安顿下来。尽管母亲感觉委屈与失望，不过，向来乐观的母亲稍事休息后，就将心理调适过来，着手收拾起了那一方安身之所，并在狭窄的空间里把出诊箱安放在门边柜子上。

来到六盘水，母亲被安排在场坝的城关医院上班，主要为附近的凤凰、教场等4个公社及城区服务。母亲的住地与工作单位约三、四公里，交通不便她又不会骑自行车的母亲，为了节省时间，总是从小路步行上下班，那所谓的小路就是农田旁的地垄，单边行走需要四十多分钟。每逢雨天，一路泥泞，有时穿的水鞋陷在泥里半天拔不出来。

后来，医院腾出两间房给母亲，母亲怀着五个月大的我，她扛着床框、父亲扛着床板、幺姨背着哥哥从小路上把家搬到了场坝。母亲分在药房工作，药箱成了个小小的“药房”，她买了一些感冒药、红药水、酒精、纱布、听诊器等常用药品和医疗器具放在里面。母亲是个勤劳、节俭、乐观、善良的女人，同时也有着重庆女子泼辣与热心的特质，每当看到有些农户生病时不舍得拿钱去医院看病，她总会从药箱里拿出药品为他们做简单的诊疗。

1973年，为了让当设计人员的父亲安心工作，做出更多的设计，母亲也调到设计院医务室工作。她教育子女、操持家务，把家里打理得井井有条，让父亲专心致志搞设计。每当回忆往事时，母亲说：“每次家里出什么事时，你爸总是在外地出差”。是呀，弟弟出生时父亲已去六枝搞设计一个多月未曾回家，母亲在外婆的陪伴下住进了八家寨医院，水城常年阴冷潮湿，恰逢冬季，只有“神仙炉子”可以取暖，“恨不得冷的跳起来”母亲形容说，也是那时，母亲的腿受了寒，从此以后倍受关节炎的折磨，虽在2014年做了关节置换手术，但效果不佳，以致于现在不良于行，出行都依靠轮椅拐杖，每晚关节疼痛辗转难眠；弟弟四岁时从二楼上摔下大腿骨骨折、哥哥顽皮小腿受伤，我鼻梁摔伤缝针……父亲不在家，母亲独自处理着凡此种种的大事小情，让父亲无后顾之忧的安心工作。

时光荏苒，母亲在六盘水已历经49个春秋，她“献了青春献终身”，亲眼看着六盘水这个不毛之地成为一个新型工业和旅游城市，就象看着当年那个脏兮兮的乡野丫头蜕变成了眼前这个亭亭玉立的少女，朴实而亲切。

我们将母亲的出诊箱郑重的收拾好搬向新家，它是跟随母亲53年的老伙伴，承载了母亲对故乡的眷恋、对峥嵘岁月的纪念和医务工作者的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