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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人·三线事·三线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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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8月16日,火铺矿第一个综采工作面投产剪彩典礼。

施工中的水钢二轧厂房。朱祖雄 摄

水钢“三线”建设会战初期照片。邓崇高 摄

汤群和陈冬梅:那时我们的爱情

1963年秋,我们同时考入铜川煤校,汤群当选学生会主席,陈冬梅任文体部长。

汤群自幼丧母,与父亲相依为命,残缺的家庭背景,酿成了他性格拘谨内向的弱点,羞于同女同学接触。陈冬梅和他因为同在学生会,相处接触较多,发现每隔数周其父就会从成阳乘火车赶来为其拆洗被褥,整理内务。对此陈冬梅十分同情,就对他说:“不要再让父亲来回奔波了,有什么需要拆洗缝补的,交给我就行了。”他次次推诿,但最终还是接受了陈冬梅的提议。两颗心渐渐走近。

毕业后,我们俩于1966年8月1日一起穿上军装,成为解放军战士,来到贵州参加“三线”建设。

也许是冬梅在宣传队的表现引起师首长的注意。在冬梅毫无觉察的情况下,首长盛情保媒,为她挑选的男友是一位高大、帅气的年轻军官。冬梅当时以实情相告,婉言谢绝。当时营长和师首长得知她相爱的人是一位普通战士,颇不以为然,反复劝导她应允下他们的美意,但冬梅坚守自己的爱情,没有同意。

与汤群的共同患难使冬梅更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执子之手,共度终生。1969年5月,我们共同给部队打报告要求结婚(当年陈冬梅24岁,汤群23岁),未获批准。冬梅猜想,部队首长依然在为她“着想”。顶着部队领导的压力和家人的反对,冬梅提出了应对办法:以请探亲假的名义离开部队,错时7天分别回甘肃天水汤群父亲工作地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公公当时采取请全体工友吃“忆苦饭”(当时最流行的方式)为我们举办了婚礼。婚服是公公托人在上海为冬梅买的一件鸭蛋青色的“的确凉”上衣和一条咖啡色长裤,贺礼是公公戴了多年的一块上海牌手表。新房设在工棚内,床上用品更是因陋就简,就这样简简单单,两人完成了终身大事,喜结良缘。7天后,我们又身着军装,错时先后返回部队。

对于我俩“先斩后奏”的行为,部队首长十分不解,也很窝火,婚后拒不分房,我俩只得各自回到男女宿舍,开始劳燕分离的分居生活。我们的处境激起了一位师姐的同情帮助,她把分给她们夫妻的住房不时让给我们新婚别后欢聚一下……师姐的仗义之举,得到了战友们的支持,也激起大家对我们的关爱,部队领导见木已成舟,也只好默然认可,不再追究。

48年的风风雨雨,我们共同经历,我们深深地感悟了“爱”的含义——不是两个人终日厮守,而是同心携手,克艰向前。

陶惕成:为水钢建设呕心沥血

陶惕成,生前任青杠林林场(即水城钢铁厂)会战指挥部党委书记、指挥长。

1966年初,中央下令鞍钢包建水钢,水钢的建设任务压在了鞍钢的身上,此时在鞍钢任职的陶老因病住进了鞍钢汤岗子温泉疗养院。得知此事后,陶老毅然走出疗养院,向时任鞍钢一把手的王鹤寿部长请缨,因陶老身体欠佳,王欲请上级改变任命,由别人挂帅,可此时的陶老壮心不已,坚持前去,与妻杨素辞别时留有“才微无低调,奋达恨病身;明朝振霜羽,挥戈战水城”的豪情诗篇。不日启程,携张子雄、刘剑萍等副手以及处级以上干部直飞成都大“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报到领受任务。在后方调集完装备、人员、物资后,第一时间赶赴水城参加水钢的厂址选址工作。他注重实践,组织上千技术人员和工作人员,跋山涉水,实地考察,最终选定了三块田作为厂址。确定厂址以后,立马支起帐篷,与员工一道,开始了紧张的工作。由于大会战初期,一切都要学习解放军、学习大庆,少花钱多办事,不花钱也办事,创造条件上马开建,生活设施一切从简。在陶老的带领下,总指挥部机关全体人员都是住的“干打垒”、土坯房、油毛毡盖顶、柳条泥糊墙房子或是帐篷。潮湿的住宿环境常让本来身体就不好的陶老疾病加重。即使是这样,他经常和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们要大发动、大动员、大鼓干劲……

总部机关上上下下都以陶老为榜样,忘乎所以地工作。陶老还很注意做好工厂周围农民群众的思想工作,搞好厂社结合,教育职工爱护群众的一草一木,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当时动力厂至焦化厂之间有一个“石打人”,是当地群众祖祖辈辈烧香求子的地方,由于妨碍工厂建设,必须炸掉,然而群众不让炸。陶老亲自找社员代表召开座谈会,耐心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最后社员思想通了,全大队的社员自己动手炸掉了“石打人”。处在“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环境,陶老经常杵着拐杖视察工地,全身心地扑在工作上面。在他的带领下建成了炼铁厂、焦化厂、烧结厂、动力厂、炼钢厂、第一、二、三轧钢厂、机修厂等主要厂区。

在后来的“文革”风暴中,陶老被造反派批斗,身心疲惫,因突发急性胰腺出血,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7岁。陶老为我国“三线”建设付出的辛劳与努力,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的崇高精神,激励着“三线”建设者们加快建设的步伐和激情,也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王佳文:有命就有家

我今年68岁,是盘江精煤股份有限公司山脚树矿洗煤厂一名退休职工。

48年前的1966年,为响应党中央支援“三线”的号召,我和丈夫辛茂春先后从黑龙江省双鸭山矿务局来到了祖国的大西南——贵州,当时他在水城矿务局汪家寨洗煤厂工作,我在杨梅区学校任教,为了工作我们夫妻两地分居,既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虽然日子过得苦点,但是家庭充满了温馨。1977年我随丈夫调到盘江矿务局老屋基洗煤厂工作,终于结束了长达五年的两地生活,我们这个五口之家更加幸福美满。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那是1982年5月6日,是我最难忘的日子,也是我们全家命运转折的一天。中午12:30左右,门外响起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来人说:“我师傅受伤了,正往医院送呢。”当我跌跌撞撞地赶到矿医院门口时,看到厂领导还有医生和护士都在门口等着,我丈夫正被一群人抬着飞奔而来,我像疯了一样不顾一切地跑过去,扒开人群拉着他冰凉的手,他脸色苍白,痛苦地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快把孩子领来给我看看。”我知道那时他担心再也看不到孩子了,所以他第一念头就是要见到孩子,可孩子正参加期中考试,我也不能肯定他们幼小的心灵是否能接受这一噩耗?我告诉他孩子今天期中考试,他点点头,闭上眼睛,也许正是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激发了他强大的求生本能,等待奇迹的出现。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手术室的大门终于开了,我迫不及待地问医生,“我丈夫怎么样了?”医生用同情的眼光看着我说:“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命是保住了,但他是胸椎第11椎粉碎性骨折也就是说从胸口往下就没知觉了,大小便失禁高位截瘫,终生要以车代步。”我忙说:“谢谢医生,他有命就好,他有命我们就有家了。”

丈夫瘫了,还有三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十五岁、小的才六岁,今后的日子怎样过呀!那些日子我不知所措,泪哭干了,满嘴起泡、满口牙疼,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可苦了我的三个孩子,我原本有百十多斤的体重,一下子掉到不足80斤。

接连的打击,让我反而更加清醒地思考面临的困境,在领导、亲人、朋友们的关心和开导下,我决心振作起来。从事教育工作的父亲对我说:“我把两个女孩子带走,你好好照顾茂春,有困难找领导,如果你有支撑不下去的时候,你再看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有了亲人的鼓励和支持, 我坚持了下来。就这样,为了丈夫,为了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当年36岁的我有了男人的坚强、女人的耐心和爱心,尽到了做妻子和母亲的责任,咬牙独自撑起了这个家。

我家虽然经历了这样和那样的不幸,但是我是幸运的,这32年间,企业和地方的领导都非常关心我们的一家人,生活的困难都全力帮助解决,逢年过节都来看望我们,并且给予了我和家人极高的荣誉,多次被评为洗煤厂、集团公司、六盘水市的“五好家庭”,特别是2012年授予我六盘水第二届、贵州省第三届“孝老爱亲”道德模范、“感动凉都十大人物”和六盘水“身边好人”的荣誉。现在一切都好了,我也光荣退休了,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儿孙满堂、衣食无忧,老伴身体也还算可以。2012年老伴70岁生日时,我们全家还组织一次别开生面的黄果树旅游,并在瀑布前照了一张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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